英雄旧忆后期阵容搭配(英雄旧忆召唤加点)

青春在这里流逝

——羊号旧忆

作者：崔新民

开头

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放羊的日期是1969年6月1日。那一天，我成为一名兵团战士才刚刚23天。命运特地挑选“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来让我开始这3年多的牧羊生涯，也许是特意要向还不满17岁的我表明：金色童年已经结束了，从此就走向社会了。那天来了寒流，天气特别冷，我们都穿着小棉袄，才能抵挡得住野外的寒风（你不相信“六一”还穿小棉袄？信不信由你）。

同我一起去羊号的是郑志敏。他在大田班时就跟我在一个班，北京知青，比我大3岁，当时已经是令我们肃然起敬的共青团员了。郑志敏性情友善，为人随和，微笑中常带着几丝腼腆。他还有跟我相同的爱好——无线电，所以我俩常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我俩是前一天乘同一辆马车来羊号报到的。在我们来羊号之前，我就曾经看到过它的身影。有一天，全连战士去乌加河北（后来的10连）锄小麦，路过一片荒凉的盐碱地，远远看到盐碱地北端的水渠畔有一处孤零零的“遗址”，是十几堵高矮参差不齐的土墙。我还以为那是几年前的房屋废墟呢。当马车带着我们下了大路拐向这里时，我才知道这里居然是牧羊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羊号的建筑，包括一明一暗两间住房和六七个羊圈。这里全部的墙，包括住房的墙和羊圈的墙，都是用取自天然的“草坯”垒成的。铲草坯用的铁锹叫做“西锹”，方方的平平的没有一点弧度，可以在草根发达的粘土地上铲下一块块十分规则的长方体形状的粘土块，这就是草坯。趁着草坯还含有水分，尚能够稍微变形，立即码到墙上，拍一拍，湿草坯就跟下面已经干硬的草坯很好地吻合了，并不用泥来粘合，所以说“垒”而不说“砌”。垒到需要的高度后，两侧再抹一层麦秸泥作为墙皮，墙就竣工了。垒起来的墙之所以不会被推倒，全靠外面这层泥皮。俗话说“人活脸面树活皮，墙头活把圪渣泥”，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房顶是用芦苇把子排列成的。有三根松木横梁间隔均匀地支撑着芦苇把子的中部，以增强它们的强度和刚度，减少下垂的程度。芦苇把子上面是白碱土的泥房顶。房顶的坡度很小，几乎是平顶，远远看去，看不到房顶，就好像是塌了半截的房子似的，所以才会误以为它是废墟。

房子里面是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土墙，铺着破旧苇席的土炕，砌着一口大铁锅的土灶，散乱着柴火碎渣的土地。地当中有一根胳膊粗的松木立柱，顶着已经有裂纹的横梁。灶口上方的房顶上保留着一个拳头大的洞口，可以望见蓝天，那是烧火做饭时用来放烟的，下雨时要用布塞子塞住。

原农场职工住在外屋，知青住在里屋。当年夏天母亲来看望我，坐在我的铺上，未曾说话，先泪流不止。哽咽半晌后，问我的第一句话是：“里院住的是什么人？”她把羊圈当成我们的“里院”了，叫我哭笑不得。

这就是我工作和生活了3年零4个月的地方。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几间房子的模样，记得四周的每一块农田、每一条水渠和每一片草滩。我记忆中的许多事都发生在这块土地上。

忍寂寞精神受煎熬，历艰辛身心得磨练

我敢说，大多数人对牧羊场面的印象是：湛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地，雪白的羊群，悠然的牧人。他们往往会产生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意境，至少，也会认为牧羊是一项十分清闲自在甚至好玩的活计。

其实不然。

固然，牧羊不必“出大力、流大汗”，但是那种煎熬和磨练，别人是无法体会得到的。

牧羊带给人的煎熬是什么呢？不光是早出晚归，不光是风吹日晒，不光是淋雨踏雪，不光是啃干粮喝冷水。告诉你，最大的煎熬首先是孤独和寂寞。

你试想：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空旷的野地里，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群羊伴随着你，既听不到有人跟你说话，也没有人来聆听你的说话。环顾四周，天苍苍，野茫茫，宇宙就好像是由一个圆盘形的大地和一个半球形的蓝天扣合而成的，天与地的连接处是狼山和乌拉山的远影。仿佛宇宙中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就是这个小宇宙的中心。于是，一种被人类世界所抛弃、被文明社会所遗忘的悲怆之情油然而生。什么也不想是不可能的，你必定思潮澎湃，千万次地想念远方的亲人，千万次地怀念永逝的童年，你无法实现远大的抱负，你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前途。几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是一种柔肠寸断的痛苦。你想对着高天阔野大喊大叫大哭大笑一阵，可是你又喊不出叫不出哭不出笑不出。这种孤独，你能忍受得了吗？

来剪过羊毛的女生（兵团战士们仍然沿袭中学生惯用的称呼）多次提出要替我们放几天羊，好让我们休息几天。我们没有答应，公开的理由是：羊群是认人的，不熟悉这群羊的人放不好。但是事有凑巧，1970年的夏天，郑志敏去师部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会期半个月。连部派来那个班的两名女生替郑志敏放羊。二位“牧羊女”来的时候兴高采烈，可是刚过3天，高兴劲儿就没有了，开始整天期盼着郑志敏快些回来。我们心里明白但嘴上不好说破：即使是两个人做伴，她们也忍受不了离开人群的孤独。自那次以后，似乎再也没有人主动提出过替我们放羊的事了。

人需要几个月才能适应一个人独处野外的孤独和寂寞。耐孤独，实在是牧羊人的一项心理基本功。可别小瞧这一点，航天员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训练么？

牧羊的第二个基本功是走路的功夫。在农区，不存在草原上那种一望无际的草场，凡是适合耕种的土地都被开垦成了农田，荒地都是盐碱地，草既稀疏而且品质不高。这里放羊是不能骑马的。要想让羊吃好，就要把羊引导到水畔渠埂田边地角去寻觅好草，所以牧羊人必须时刻跟着羊群，防止羊儿们闯入庄稼地吃庄稼。另外，羊还有一个大毛病：总是不满足眼前的草，总觉得前面会有更好的草，所以它们能不吃草一直走下去，直到走投无路，或者天黑。因此，牧羊人必须在羊群前面领着、拦着，控制着前进的速度。这就是所谓放牧时“人在前，羊在后”的基本原则。

一年中最艰苦的阶段是5月份的所谓“吃青”。这时草还是嫩芽，羊不停嘴地吃上一天，也只能混个半饱。为了让羊尽量多吃点儿，羊倌就要一天屁股不沾地，奔波十二三个小时。到6月份，是白天最长的季节，每天上午9点出牧，晚上9点半时才回来。6月初是剪羊毛的季节（春毛，剪秋毛在9月份），我们天一发亮就起来了。剪羊毛的女生班踏着晨曦排着队从连队来了，她们是剪羊毛的主力，我们负责把要剪毛的羊抓住，“四羊攒蹄”捆起来，供女生进行剪毛操作。在抓羊捆羊的间隙时间里，我们也不会闲着的，抄着剪子也在剪（我们的剪羊毛手艺比她们更“专业”）。上午9点钟，剪毛工作停止了。吃过上午饭，女生班去休息，补充因为早早起床带来的睡眠不足，我们却提着羊铲出牧了。剪羊毛大约要持续半个月，这阶段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为16个小时左右。

其他月份，只要地里还有庄稼，人就是行走的时候多，坐歇的时候少。一年下来，结果锻炼成了走路能手，如果不紧不慢地走路，可以不知疲倦地走上一天。

大概你已经想到了：放羊必须带上干粮和水的。不错。

头一年放羊，我左右分别斜挎着军用水壶和挎包，俨然是全副武装的模样。一天没有五六个馒头和一军用水壶的水根本不行。我从小有胃病，野外吃干粮、喝冷水的非正常饮食方式，加剧了病情，疼起来水米不能进。但是，那年头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经常宣扬带病带伤坚持工作或劳动的“英雄事迹”，所以即使有病也不敢提、不愿意提，照常出工，生怕让人猜疑是为了逃避劳动而装病。从连队卫生所领一些诸如胃舒平之类的药，疼得厉害时吃几片。后来，常用的胃药也无明显的效果了。听人说，胃病是“三分治，七分养”，只能是自己注意饮食，才是对付胃病的上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野餐”的饭量越来越小。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干脆就不需要再带干粮和水了。只要上午吃饱喝足，完全可以坚持到天黑，中间既不需要进食，也不需要饮水。这才发现人是能够适应一日只吃两餐的。后来，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治疗措施，胃病居然轻了许多。我认为这是除了注意饮食外，还跟两餐间隔10个小时左右、胃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有关。另外，后来连首长也知道我们工作辛苦，破例不给我们发粗粮，只供应细粮，使我们的伙食比大田班好一点。1971年冬天，我探亲回家，早晨出发，晚上到家，一天没吃没喝，一点事儿没有。我得强调：这并不是有毅力能够忍得住饥饿和干渴，而是根本就不感到饿和渴。

离开羊号后，恢复了一日三餐，但是耐渴的能力却保留了许多年。我的办公桌上，多年来一直没有水壶和水杯，因为工作的时候从来不渴，不需要喝水。直到最近几年才明白：耐渴并不是人体的奇异功能，而是神经系统对身体缺水状况的反应迟钝了，这不利于健康，于是又开始培养上班喝水的习惯。

但是胃病留下的病根却始终没有根除，后来时常发作，折磨了许多年，一直是健康方面的“薄弱环节”。

后套地区得黄河自流灌溉之利，水渠如网。还有不少自然河道。水多，夏天秋天蚊子就多。蚊子通常栖息在荒草丛里，羊群吃草惊起蚊子，又通过气味把蚊子召集到一起，羊和人都是蚊子攻击的目标。夏秋的黄昏，如果没有风，便是蚊子肆虐的时候。夕阳下，空气中发出“咝咝”的声音，就像烧水时水将开未开时的那种响动，这就是数不清的蚊子扇动翅膀时共同发出的声音。

羊倌处在蚊子的五面包围之中，放羊又不能顶一个蚊帐，所以纵然是酷热难当，汗流浃背，也断不敢裸臂露腿，依然穿着长袖衣长裤，头戴帽子。手不停地在脸上、脖子上摸着，两手还要互相摸着手背，动作稍有疏漏，蚊子便乘虚而入。这里的蚊子嘴也厉害，能够叮透解放鞋的帆布鞋帮，吸人脚上的血，所以衣服上贴肉的部位（如肩膀）也常常遭到蚊子的进攻。一天下来，身上增加二三十个蚊子包不足为奇。那一年，清凉油、避蚊剂、蚊叮止痒水等物，是我们必备的物品。

到了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们已经对身边乱飞的蚊子习以为常了，不再理会它们，做到了“蚊不犯我，我不犯蚊，蚊若犯我，我再犯蚊”。在城里时，打蚊子是有技巧的：人必须先瞄准蚊子，趁蚊子不注意，突然下手，手疾眼快，吧唧一声，不管蚊子打着没打着，自己先挨了一巴掌。河套的蚊子，嘴虽厉害，飞翔反应却迟钝，只要你及时抬手往感觉到有蚊子落下的部位一摸，蚊子准跑不了。这个动作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再后来，我们产生了抵抗力，蚊子叮过以后，既不起包，也不痒痒，就跟没有叮过一样。避蚊剂之类的东西不再需要了。这种抵抗力直到现在还没有退化，我是家里最不怕蚊子叮的人。这算不算奇异功能？

人一天不吃饭不行，羊也一天不吃草不行。所以，放羊这种活计，一年365日，不分夏天冬天、雨天雪天、节日假日，都是必须要出工的。用农民的话来说，叫做“不分初一十五，不分天阴湿雨”。大田班的战友们在田间挥汗如雨地劳动时，看到放羊人的劳动是悠闲自在又从容不迫的，往往流露出羡慕之意。但是，假日节日他们放假休息改善生活时，下雨下雪他们在宿舍里打扑克过阴天时，他们未必还能想得到：他们的牧羊战友此时此刻正在“战天斗地”呢。老范开玩笑地说：“从前是‘下雨长工歇，放牛的遭了虐’；现在是‘下雨大田歇，放羊的遭了虐’。”

如果你要问我：放羊什么时候最辛苦，我会告诉你：是在下雨时放羊最为辛苦。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一切户外的农业生产活动都不得不停止，大田班自然不用出工了。可是羊不能饿着肚皮不吃草。顶多比平时推迟一个多小时，羊倌还得穿着雨衣雨靴赶着羊群出牧。这时节只见天地间朦朦胧胧，一片混沌，完全没有晴天时的那种田园风光。冷雨阵阵时疏时密，阴风飕飕时缓时急。地面泥泞不堪。

放羊只能尽量到宽阔的盐碱滩上，这里草虽然稀疏，但是羊群能散得开。因为淋了雨水的草，羊勉强还吃，但是被别的羊践踏过沾了泥的草，羊就不吃了。羊被淋得湿漉漉的，似乎有些烦躁，比平时难管得多，还容易丢失和出事故，羊倌必须时刻紧跟着、紧盯着，反正这时候他也是坐没坐处、站没站处。河套这地方的土壤成分净是粘土，又含有盐碱，所以地面又黏又滑，地面软处粘脚陷人，地面硬处滑人，行走时一不小心就摔倒在泥水中。

还要经常清除鞋底下难以甩掉的泥块，脚步格外沉重。雨衣只能挡住从天上落下来的雨水，却挡不住从地下溅起来的泥水。奔走中，泥水溅到裤腿和雨衣下摆上，随着它们之间的来回摩擦，又贴着身体向高处传播。阴冷的寒气从脚底升起，透入腿骨，再顺着骨髓向全身扩散。归牧后，脱去雨衣，胸部以下全是泥水，全身只有肩膀和前胸后背是干的，胸口是热的。想起古诗里说过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觉得“行人”们的情况比我们要好得多了，他们好歹还在“路上”，不是在野地里。而且只管低头走路，不操心别的事情，还可以到“杏花村”中的“酒家”去避雨休息吃喝。冒着风雨在泥泞中过的羊倌们更能深刻体验到“欲断魂”的滋味。

人们都知道警犬军犬是要严格训练的，但是未必知道羊也要经过一番训练，否则羊群就无法指挥。每一个羊倌训练羊群的方法不尽相同，各群羊的习性也就不尽相同。只有训练过这群羊的羊倌最熟悉它们的习性，羊儿也最听他的指挥。所以，谁的羊群谁放，这是基本的原则，除了生病开会探亲等原因外，谁的羊也不会轻易让别人去放，尤其是生手。当然更不存在“轮班”这种做法。

所以，一个羊倌在一年中如果没有发生生病开会探亲等事件的话，他就要出工365天。在我的记忆中，我在15团的3年零4个月中，探亲33天，重感冒病休过7天，母亲3次来连队探望时陪过十几天，真正的假日只有1972年大年初一那一天。正是那一天，留下了你看到的这张相片。

学放牧养羊知识多，练本领溜渠技艺熟

我在小学6年级时，学习过一门叫做《农牧业生产常识》的课，知道放羊有两条比喻得十分形象的“法则”：“春放一条鞭，夏放满天星”。因为春天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羊儿为了追逐远处的绿色，无知地一直向前走下去，徒耗体力。这时牧人应该将群羊排成一排，缓缓地边走边吃。夏天则是“赤日炎炎似火烧”，这时应该让羊儿尽量散开，避免拥挤。

等到真正成了牧羊人后，才知道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让羊儿排成“一条鞭”，即一横排前进，并不容易，因为每只羊的行走速度并不一致。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必要，只要让羊儿的前进方向一致就行了。其实也不分什么季节，任何时候对羊群都有这个要求，否则羊群会走散。本地放羊也根本不用鞭子，用的是羊铲。这是有道理的：一群羊的分布范围往往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多么长的鞭子也会鞭长莫及。羊铲则能把一块土坷垃抛出五六十米远，管理羊儿的范围比鞭子大得多。把土坷垃抛得远、打得准，是羊倌的一项基本技能。当然，土坷垃不一定非要打到羊儿的身上不可，只是对它发出一个警告，让它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夏天中午烈日炎炎，让羊儿散开更不容易。绵羊似乎脑袋最怕晒，只要阳光强烈，就纷纷停止了吃草活动，把各自的脑袋伸到“别羊”的肚皮下面躲避阳光的照射，互相用自己的身体为“他羊”提供阴影。如果不管，任其发展下去，羊儿们就会渐渐挤成一团，从上面只能看见一群脊梁，从侧面只能看见一圈屁股和尾巴。这种现象叫做“撺蛋”，羊倌必须发现苗头，及时制止。但是到了最热的时候，试图让羊儿们散开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只能顺其自然，给它们选一处干燥无草无阴凉的高地休息，好度过夏日的中午。这叫做“晾羊”

——尽管羊是在火辣辣的太阳下面晒着，羊倌这时却可以找个树荫凉歇上一两个小时。为什么不让羊儿也到树荫凉下面乘凉呢？因为如果羊儿一旦养成这种习惯，那就大大增加了走失的危险。

放羊这活儿，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只要把羊赶到草地上，让羊儿静静地吃草就行了。其实不然，放羊是一门复杂的技术，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若说到学问，那是大学里的事情，当时我们还没有这个概念。放羊技术却是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地掌握的。单是如何控制或指挥羊群的集体行动，一年里12个月的不同月份，一天里上午中午下午不同的时间，晴天雨天风天雪天冷天热天不同的气候，母羊羯羊羔羊不同的种群，宽阔的草滩或狭窄的庄稼地头不同的地形等等，都有不同的原则和技巧。还要掌握许多技艺，如数羊、洗羊、剪毛、接生羔羊、训练羊听口令、骟蛋等。还有许多经验值得学习，如羊最爱吃哪几种草，哪几种草容易上膘，如何搭配草的品种可以使羊吃得更多，如何防治疾病，如何治疗羔羊拉肚子，母羊什么时候配种最佳，等等，无法一一列举。如果把这些写出来，一定能出版一本小册子。

这里再简单说几件。

气候炎热的时候，羊也会出汗。汗湿的羊毛很容易沾土，把毛弄脏。这时给羊儿洗一个澡，虽然会损失一点膘情，但是对羊的健康却大有益处。羊号后面的这一段乌加河是对自然河道去弯取直后的人工河道，形状规整，宽约20米，一人多深，水清流缓，不生水草，河道两边与大堤之间是宽约20米的“旱台”，草也不错，下游还有一座可通马车的桥。这是一个天然的洗羊池。

羊虽然天生会游泳，却胆子极小，视水为畏途，不把它逼到走投无路生死抉择的地步，它根本不会主动下水。所以洗羊至少需要三个人。洗羊的时机要选择在夏天的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晾羊”完毕，把羊赶到河岸，拥挤在一处，注意要让平时胆子较大的老成羊或山羊位于水边（山羊比绵羊胆子大，如果本群没有的话，就从别的羊群中“借调”几只来）。三个人从三个方向对羊群发起“攻击”，连吆喝带抽打带推搡，气势“咄咄逼羊”，吓得外边的羊儿一个劲儿往里面挤，企图向外逃窜的则受到“严惩”。不一会，水边的羊就被挤得滑进水里去，再想回头上岸已经不可能了，只得下狠心向对岸游去。有羊带头，后面的羊才敢战战兢兢地下水。前面的羊游出一股浑水，后面的羊偏偏只往水浑之处跳，肯定它觉得那里危险性小。好在浑浊的水流很快会下沉扩散，不会影响洗羊的效果。

领头的羊一下水，人就立即兵分两路，两人继续轰羊，一人从桥上飞跑到对岸，把羊截在旱台上吃草，以免走散。等羊毛一干，羊儿就白得好像云朵一样了。

天气炎热时，羊也会像人一样“上火”，表现为委靡不振，食欲不佳，鼻涕粘稠。给羊下火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土办法，是让羊吃沾有露水的草。但是羊吃草时是十分挑剔的，稍不可口便不好好吃，沾有露水的草根本不吃。怎么办呢？好办！先饿它们一天，看它们还吃不吃。这就是“空（读“控”）羊”。

让羊吃露水草好办，难办的是如何能获得露水。内蒙古气候干燥，老天爷赐露水的条件十分苛刻。必须先下一两天透雨，然后再经过一个无风的大晴天曝晒，把雨水蒸发到空气中，再经过一夜的冷却，第三天后半夜才能出现露水。如果以上条件不够理想，比如下完大雨后过两三天才放晴，或者冷却的夜里后半夜起风了，都不能形成露水，空羊就失败了，羊白白饿了一天。

在7、8月份，牧羊人就很注意捕捉空羊的机会。在一场透雨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如果是无风的大晴天，就会当机立断：今天空羊。关在圈里的羊儿们上午还不着急，等到中午便忍不住了，纷纷站起来到羊圈门口等待。它们不明白主人为什么不放它们出去吃草，连水也不给饮。再后来就开始抗议和哀求了，从下午到天黑，各个羊圈里“咩咩”声此起彼伏，叫得好不可怜。可是羊倌们却毫不动心，或洗衣服拆被褥，或出去会朋友，逍遥自在地休息一天，早早上炕睡觉。

休息一天的代价是第二天的加倍付出。露水在后半夜到太阳出来以前最多，太阳出来后就逐渐消失了，所以我们必须起个大早。这时东方的天空刚刚有点发白，满天的星星还没有散去，连几步之外的草都看不到，哪里草好草密全靠前几天的记忆。饥渴交加的羊此时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斯文，也不挑三拣四了，不论草质好歹，带着露水一阵狼吞虎咽，冷得浑身直发抖。等太阳出来时看羊儿的肚子，两个多小时吃的抵得上平时多半天的。再看放羊人的裤子，被露水湿到裤腰带上。

9、10两个月是牧羊的黄金季节。一年之中，草的长势在此时最茂盛，营养价值也最高。农作物逐渐收割了，原来的庄稼地也可以让羊进去，放牧的地域扩大了。秋高气爽，羊不再“撺蛋”了。这是羊儿“抓秋膘”的关键时期，羊肉也最为鲜美。

9月份也是母羊配种的季节。在本地，种绵羊称作“疙丁”，种山羊称作“骚胡”（我不知道究竟是哪4个字，姑且选用了4个同音字代替）。平时，种羊是与母羊隔离的，跟羯羊分在同一群中，大多数倒也安分守己，到了配种季节，就都群婚般嫁到母羊群里去了。至于疙丁骚胡们怎样去完成传宗接代的重任，自有祖先遗传下来的生理本能去指导，不需要我们费劲。但是也不能不操心，比如，众所周知绵羊长着一个肥大的尾巴，这本来就不便于“做爱”。羊偶然会拉肚子，稀屎糊在尾巴两边的毛上，凝固成串串的粪球，大的能有乒乓球大小，有时还夹杂着蒺藜狗子（苍耳子），这就形成了天然的“贞操带”。羊倌发现这种情况后，要及时清除粪球，脏臭也就顾不得了。

羊毕竟不是养着开心解闷的宠物，饲养的目的是为了谋取它们的肉、毛和皮张的。我们放的羊也不是供出售的商品羊，只是用来供应连队的肉食。当连队需要羊肉时，就有人送来连长的手谕，写明需要的数量，通常就是两三只，多不过五六只。我们就在符合出栏标准的羊里面如数选出，屠宰后，连里派马车来连肉带皮一起拉走。

一个技术全面的羊倌，也是一个会宰羊的屠夫。老范和老二的宰羊技术十分熟练，郑志敏经过学习，也达到了八分熟练的程度。我虽然观摩过许多次，对其要领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却始终没有学会这个技术。有一次下定决心要学，可是尖刀在羊脖子上比划了好半天，就是下不了狠手照着咽喉部位猛扎下去，从此作罢。另外，清理羊内脏的血淋淋的场面也叫人目不忍睹，这使我直到现在也不愿意吃呼市的著名小吃“羊杂碎”。

曾有人以为：羊号的人吃羊肉一定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宰一只就是了。其实不然，各类羊只的数量，连里是掌握着的，生了羔羊要报账，杀了羊要销账，岂能随便想吃就吃。偶然也会有病死或事故死的羊，肉被我们吃了，羊皮还是要送到连里销账的。也许有人会说：你们把羊吃了，报告说是病死的；或者少报几只羔羊，养大以后再吃，有谁知道？但是那年代我们没有人能生出这种念头来。不管现在的小青年能不能理解，那时候就是有这种思想觉悟。

那年代连里还没有电冰箱之类的冷冻设备，所以羊是现宰现吃的。大规模宰羊，叫做“卧羊”，要到深冬才能进行，节气在小雪与大雪之间。具体日期还要由西伯利亚的寒流来决定。寒流一来，气温骤降，羊肉就能安全 存储了。我们把可以出栏的羯羊和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所谓“淘汰母羊”合成一群，冒着寒风赶往连里。大田班这时正值农闲时期，不难组织人力进行集中屠宰作业。

冬天是母羊产羔的季节。之所以选择9月份给母羊配种，就是因为母羊的怀孕期正是它一年之中膘情最好的时期，生下的羊羔也就最壮实。自然，它一离开温暖的母腹，大自然就用凛冽的寒风来迎接小生命的到来。因为羊羔有时会在野外生下来，所以放母羊群的人每天放牧时要背着一个毡包。羊羔生下后，等身上的黏液被母羊一舔干，就把羊羔装进毡包背回来。随着冬去春来，羊羔也有一大群了，其数量跟头一年为人类贡献了肉和皮的羊前辈的数量差不多，从而保持着“羊口”数量的平衡。

白天母羊出牧，羔羊不出去，留在一个较大的敞棚圈里，喂一些细叶的干草和用盐水煮过的黄豆。这季节，母羊群要比平时早一个多小时归牧，为的是给羊羔哺乳。黄昏时分，羊妈妈们带着积攒了一天的奶水回来了，大老远就开始“咩咩”地呼唤自己的孩子，立即引起羊羔更急迫的叫唤。圈门一开，羊羔们迎着母羊群飞奔而去，活像一群兔子似的。母羊也加快脚步迎来。刹那间，羔羊群融合进母羊群中，母羊苍凉的叫声和羊羔稚嫩的叫声也混成一片，俨然是一个娘呼儿儿唤娘的场面。很快，羊群就安静下来了，羊羔们找到了各自的妈妈，贪婪地吃奶，母羊则弯回脖子仔细地舔着羊羔的全身，羊的“舐羔”之情同样令人感动。

羊的母子相认是靠气味来识别的。有时羊羔认错了妈妈，母羊却嗅出来这不是自己的孩子，立即走开重新寻找，那只可怜的羊羔也很快被自己的“亲妈”找到。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只羊羔白天到狗窝里挨着狗卧了一会儿，沾染了狗的气味，结果母羊死活不认它的孩子，同时又因为找不到孩子急得团团乱转。为了使它们母子相认，大家抓住母羊强行给羊羔喂奶，一个星期后，母子终于重归于好。

4月份，羊羔成长到身长有母羊的一半大时，就要从中筛选种羊了。要求种羊体格高大健壮毛色好，自不用多说，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绝对不能有犄角。为什么？因为羊有顶架的习性，长有犄角就会顶伤别的羊。所以，不论一只公羊羔的其他条件多么优越，只要长出犄角，哪怕只有一两厘米长，也会被“一票否决”，进入羯羊的队伍。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现在的家羊基本上不长犄角，就是这种人工选择的结果。

选择种羊的要求高，100只公羊羔里也只能选上两三只，剩下的都将被阉割去势，成为羯羊。羯羊的肉质好，膻味小，我们吃的优质羊肉主要是羯羊肉。阉割俗称“骟蛋”，也是牧羊人需要掌握的技术。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外科手术，既不用麻醉，也不要缝合，设备只是半个刮脸刀片，药品只是止血消炎粉，两分钟就搞定。但是因为要动刀流血，我也没有亲手干过。

5月份开始吃青。羔羊也断奶了，自成一个独立的群体，开始适应野外放养。羔羊还不曾接受过任何训练，又淘气活泼，所以羔羊群是最难放牧的。而且，羔羊一旦养成了一种不良习惯，将来要想改正，就需要花费几倍的努力。但是，羔羊的接受能力也很强，训练它们说难也易，这全凭羊倌的丰富经验。比如，羊的习性是恋群的，但是羔羊还没有形成“全局观念”，很容易有一两小股羊只顾低头吃草，无意中脱离大群，往其他方向走去，造成羊群的“分裂”，一不小心就会走失。不善于训练羔羊群的羊倌，就要跑过去把走散的小群羊赶回大群，不免疲于奔走，顾此失彼。而善于训练羔羊的羊倌，则站在大群羊的旁边，拉长声调高呼：“嗷——嗷——”，远处的羔羊好奇地回头张望，渐渐意识到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就向大群跑来。几次后形成条件反射，只要羊倌喊“嗷”就可以把羊招呼回来。一个月后，羊群就不会“分裂”了。

由于放羊有季节的周期性，所以必须经过整整一年的实践，才能够接触到所有的情况，大致了解放羊的基本要领和过程。而要想掌握得比较熟练的话，没有3年是不行的。我在那里刚好呆了3年多。

说到放羊技巧，别的不值得一提，我最得意的是“溜渠”。什么叫“溜渠”？就是让羊群到农渠上吃草。庄稼地里有许多灌溉水渠，东西走向平行排列，间距100米，长800米，每一条渠负责给大约120亩地的庄稼供水，这一“级别”的水渠叫做农渠（水渠分为五个“级别”：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不浇地的时候，渠里是干的。渠埂上的草长得格外茂盛，而且都是羊儿爱吃的品种，大多数渠埂上还种着苜蓿，确实是放羊难得的好去处。但是难就难在农渠的两边全是绿油油的麦苗，要让一二百只羊乖乖地呆在总宽度只有两三米的两条渠埂上，只吃草，不偷吃麦苗，谈何容易。

放羊的第二年，我掌握了这一技能。羊儿经过训练，能够在我的引导下，从农渠的一端排成“一溜长蛇阵”，渐次进入农渠，一个多小时后，从另一端出来。再看农渠上的草，就像被剃过似的矮了一截，而两边的麦苗毫发无损。这项技术可并不是每一个羊倌都能掌握的。

有一天，我正在溜渠，这条农渠离一条叫做向阳渠的排水支渠相距50米，渠埂上是一条大路。从团部的方向开来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车，想必上面坐的是首长，万一他把溜渠当成在麦田里放羊，那麻烦就大了。可是羊群已经深入到农渠的中部了，“撤退”是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按原来的速度前进，同时盯紧羊群。汽车果然在离羊群最近的位置停住了，下来两位首长，却没有说话，隔着麦地观望了好几分钟才离去。后来听说，其中一位军人是副团长，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才下车来看个仔细，还称赞放羊的战士“技术过硬”。

这件事令我高兴了好几天。

又有一次，还是这条农渠，也是羊群走到中部的时候，只见一位军人扛着一把铁锹顺着大路走来。我认出这是新来的副连长，以为他也会欣赏我的溜渠技术的，就没太在意。不料他过来后，大声批评我居然胆敢在麦田里放羊，命令我立即离开。我一边申辩我的羊根本不会吃麦苗，一边加快了脚步。可是羊群的行动惯性很大，我虽然走快了，羊并不会齐刷刷地跟我一齐走快，反而拉长了羊群的队伍，增加了管理难度。副连长认为我不听指挥，气冲冲提着铁锹跳下路基从麦田中冲过来。这个举动惊动了羊群，有几十只羊吓得窜进麦田。副连长更急了，等我好不容易把窜下去的羊收拢到渠埂上时，他已经到了羊群的后面，用铁锹当作特大号羊铲，抡锹挥土想让羊走得快些。他哪里懂得：从屁股后头撵羊，乃是放羊的大忌。结果羊群如遇大敌，顿时队形大乱，全都惊恐地跑进了麦田里。为了把损失减到最小，我当机立断，让羊群干脆快速横穿麦田，集中到向阳渠的路上。麦苗被踩倒一大片，副连长心疼得连叫带骂，说要严厉处分。

后来副连长亲自查看麦苗的损失情况，见只有被踩倒的麦苗，根本找不到被羊吃过的麦苗，也就作罢，但是仍然上纲上线到思想意识的高度予以批评，同时下了一道禁止溜渠的口头命令。羊号的全体羊倌至少有一个月不敢公开溜渠（这时的麦苗还没有拔节，踩倒后还会长起来）。

这件事令我懊恼了好几十天。

同样的一件事情，却得到了肯定和批评两种评价。后来的30多年里，类似的情形在不同的事情上又发生过几次：你为了搞好本职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努力，使工作十分顺利，但是有人并不理解你的努力，根据一点表面现象或者枝节问题，就对你的工作做出负面的评价。每一次都会使我联想起这一段往事来。其实，人的一生中有许多经历，有时候也就像溜渠一样。

掌羊号老范创先进，救陷羊小侯仿英雄

羊号的成员，除了知青外，还有三个原建丰农场的职工和一个职工子弟。农场职工是范吉荣、孙老毛和张玉。职工子弟是张全元。

范吉荣是羊号里最年长的人，1969刚好是花甲之年。大家都叫他“老范”，其实这个称呼的含义跟后来的“范老”差不多，只是那年头那地方还没有这种称呼。老范身量短小精悍，面目清癯，两眼炯炯有神。平时说话不多，但是说出话来很有分量，大家都很尊重他。

老范的家乡在呼市土左旗毕克齐三两村，所以跟我也算是广义的老乡。日常闲谈起来，老范有时跟我们聊一点他过去的事情。

老范的家庭是贫雇农，父亲长年给人做工。据说一辈子“只伺候过两个掌柜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说明老范的父亲勤劳能干敬业，所以被地主长期雇佣，有“就业”的保障。老范跟父亲学习到各种农业技术，也是务农的一把好手。

在共和国刚成立的那年，老范在别人的怂恿下参与了一次拦路抢劫，虽然只分到了区区几钱的鸦片，但是赶上了“严打”（那时叫“镇压反革命”），结果被判了7年徒刑。服刑期间因表现好，被减刑提前释放，来到建丰农场。他说过：解放前给地主扛活，受了半辈子苦，眼看要过上好日子了，却犯了错误，实在遗憾。

原建丰农场的职工常跟我们夸老范的各种技术好，说老范干活处处都要争第一。还说老范当年膂力过人，两个年轻人抬不动的一个麻袋，他一个人揪着麻袋的两个角，一下子就扔到大车上了。看着他瘦小的身材，这叫我很难想象。

有一次装车，让我有机会领略了一次老范的干活绝技。那年秋天，羊号没有烧柴了，向连里反映后，连长批了一车胡麻柴（胡麻秸杆），连里出马车，我们自己去连里的场院装车。我们年轻人自然奋勇当先。但是老范要亲自去装车，说反正是“一车”，能多装就尽量多装。我们知道他的技术高，何况胡麻柴枝枝杈杈的互相勾结不易松散，装车最容易，就由他去了。

老范上午去，傍晚才回来。夕阳中，只见一个小房子似的东西缓缓移了过来。这一车胡麻柴，用现在的话来说，绝对是超宽超高超重，只见柴，不见车，就好像马直接拉着柴草垛行走似的。这么多胡麻柴，我们装的话要3车才行。绝的是：胡麻柴垛是个四四方方的6面体，见棱见角，好像是瓦工砌出的墙一样。车上的柴草一卸车就散了，你说有必要装得这么规矩么？有两根绳子从上面勒着柴草，通常柴草的中间会被勒得凹下去，可是这车柴草依然保持着6面体的形状，可见装得多么紧密。老范高高地俯趴在柴草垛上面，不用鞭子，左右手各拉着一根缰绳，辅以吆喝，赶了七八里路，拐了五六个直角转弯，把车赶回来。卸车时，几个人从侧面一推，胡麻柴垛滚转了90度落地，竟然没有散，正好是一个整齐的柴草垛，省去了码垛的工序，大家都啧啧称奇。

老范是羊号的创始人。当年他接受这个任务时，对牧羊还是一个外行。但是他勤奋好学，一遇见放羊的当地老乡，就虚心地向人家请教牧羊的方法和经验，很快就由外行变成了内行。我们的羊明显比周围老乡的羊要大，我以为是我们的羊品种好。老范告诉我们，农场的羊最初也是从老乡那里买来的，是经过多年培育才变成今天这样的品种。

老范“犯错误”后，妻子带着孩子离婚改嫁。老范的后半生一直独身，羊号就是他的家，放羊就是他的生活。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牧羊工作当中了，每天想的、说的、做的、操心的，都是羊的事情。他适时地告诉我们放羊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手把手教我们各种操作方法。因为年纪大，老范通常不出牧，照顾家里的事情，诸如日常的做饭、扫圈、剪毛时磨剪子、冬天喂羔羊等。只要身体状况好，总是闲不住。许多脏活，难干的活，只要是一人能干的，他有时就默默地干了。羔羊常常拉肚子，他打听到用浓砖茶水可以治疗，就用自己的钱买来砖茶。那时候还不懂得开张发票报销，完全是自愿的，一块3斤重的砖茶价格是2元3角，要知道我们一个月的津贴才5元钱。如果我们偶然有事，老范也替我们出去放几次。他是全面手，任何羊群都会放。

老范有一个儿子，曾经每年来看望他。老范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钱都给了儿子。但是儿子在“文革”开始时改了姓氏，老范一气之下跟他断绝了来往。我们很同情他的遭遇，把他当作长辈，对他很关照。他跟我们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从来没有红过脸。他安排给我们的工作，没有不积极地去干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批评。我就被他批评过许多次，每次被批评后都心服口服。他不识字，不会讲那些革命的大道理，但自有一番农民的朴实道理，有时比革命道理更管用。

有这样一件事情，跟放羊无关，但是跟我有关，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我们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读的书籍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其他文艺书籍一律不准读。在大田班时，有一位战士拿出一本书名叫《找朋友》的小人书传看，排长看到后，书被立即没收，当面烧掉了。他批评说：“不想着战天斗地改造思想，年纪轻轻的就想找朋友了？”

不久，郑志敏家给他寄来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内容通俗易懂。我看过后，也给家写信索书。家里寄来好几本医学书籍，其中包括1956年出版的《生理学》和《内科学》。我和郑志敏互相传阅，那个夏天，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在同一盏煤油灯下读上一两个小时。

冬天，连里正好要物色培养一名卫生员，连长偶然路过羊号，见我的炕头上放着医学书籍，就有意让我去当卫生员。我不知道连里是怎样开会研究决定的，只知道连里派人来调人时，老范说培养一个羊倌不容易，能留住人就更不容易，坚决不同意把我调走。于是，连里采纳了老范的意见，卫生员另选了别人。老范如此“器重”我，使我十分感动，把没有当上卫生员的遗憾冲刷掉了，渐渐地我也就忘记了这回事了。

可是老范后来意识到：当“大夫”“袖筒黄金”，前程远大，比放羊强得多，而因为他的“本位主义思想”影响了我的前程，所以内心懊悔不已。我知道他有这种想法后，笑一笑也就过去了。但是老范的想法已经对我的认识产生了影响。在后来的岁月里，受我领导的同志如果也遇到个人前程（如调动、考研等）与当前工作发生矛盾时，我宁肯承担和克服工作中的困难，也不愿意影响他们的前程。

说实话，知青们都不喜欢干牧羊这个工作，自然开始不会用心去干，能长期干下去的人寥寥无几，干着的也往往是“当一天羊倌放一天牧”而已。后来在老范的感召下，虽然我们仍然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能够认真去做了，把身心都投入到平凡的牧羊工作中。有了这样的历练，后来无论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无论喜欢不喜欢，我都能认真地去干好，所谓的“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当然，一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从事了自己热爱的工作，那就更发挥出冲天的干劲来。这是后话。

羊号班曾经立过三等功，被评为先进集体，我们都被评为“五好战士”。这都跟老范的工作分不开。老范是羊号工作的实际领导人，羊号班的班长只具有行政意义，业务上是老范负责的。

你也许觉得我说老范的事情太多了，实在是因为老范是羊号的台柱子，说到羊号，就不能不说老范。

职工子弟张全元在家排行第二，家里叫他“老二”，我们大家也都这么称呼他。

老二虽然不是知青，但也是我们的同龄人，我们也把他当作我们中间的一员。老范是看着老二长大的，据说老二在五六岁时就会给家里背柴火，所以他认为老二将来会有大出息的。老二比我大两岁，“羊倌龄”也比我们长好几年，当我们初学牧羊时，老二已经是个老手了。我觉得：老二在各种牧羊技术方面，基本上达到了老范的水平（虽然有时候在细腻方面差一点）。事实上他也是老范的得力助手。我认为他会成为老范的接班人的。

老二控制羊的技术是别的年轻人比不了的。比如我前面讲过，把羊排成“一条鞭”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老二不但能把羊排成一排，而且羊的间隔还大致均匀。麦田中溜渠是很困难的，但是老二能够驾轻就熟，溜渠如入无麦苗之境。我就是多次观摩过老二的溜渠方法，才逐渐掌握这项技术。放母羊群的要求最高，所以每年在分配任务时，老二放母羊比别人多。一些难处理的事情，比如：羊羔难产需要接生，羊生病需要灌药水，羊脑袋上长了一个脓包需要做手术排浓，羊身上有伤口需要清理上药，两群羊混群后需要分开，羊妈妈不认羊孩子时需要强行喂奶，等等，别人往往无从下手，老二一来，三下五除二就干完了，既懂得怎么做，又手脚麻利。

在羊号工作过的知青里，郑志敏呆的时间最长，约有5年。我呆了3年零4个月。其他在羊号跟我一同工作过的知青还有：吴颖、乔连生、李强华、戚琳瑛、侯为民、江余中，复转军人李勇，其他人的名字则想不起来了。10连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羊号并没有立即分开，仍然在一起，十连战士有：罗振月（天津）、乔嗣昌（青岛）、高步云、孙长海。他们在羊号呆的时间为一两个月到一两年不等，想必每人都有一些故事可讲。他们的故事还是由他们自己讲吧。我这里只讲一点关于侯为民的故事。

侯为民在羊号呆的时间不长也不短，大约有1年左右吧。据说他的外号是有出处的：连里有一头驴叫“呱嗒”，不知是谁恶作剧，拿驴的名字当了他的外号。大家都这么称呼他，已经习惯了，竟觉得这样称呼很亲切，叫名字反而有点别扭。

大家在一起朝夕相处，如同兄弟姐妹一样，熟悉的人互相取笑“开涮”，是家常便饭，图个开心热闹。一般人被别人“开涮”时，能还嘴则还嘴，不能还嘴便一笑了之。呱嗒则不然，一遇到有人拿他取笑，就急赤白脸地跟人犯急，生怕吃亏。人家也就喜欢看他这个样子，所以就更爱拿他取笑了。他来羊号之前，我们对此就有所耳闻。他来羊号后，我们几个爱开玩笑的也常拿他“开涮”，不必细表。这只不过是给枯燥的生活加点笑料，活跃一下气氛，并没有谁瞧不起谁的意思。跟呱嗒开玩笑，你不必怕玩笑开得过分，再大的玩笑，过不了几分钟就没事了。不像有的人，玩笑开得过分，他心里就结下了疙瘩。于是呱嗒给大伙留下了一些趣话。

在羊号，呱嗒最“哏儿”的一件事情还要数奋勇救羊的“事迹”。

故事发生在羊号东面的排水渠中。该渠与16号斗渠平行，是斗渠级的排水渠。渠有五六米宽，两岸陡立，人是跃不过去的，也不能趟，因为水下渠底是陷人的稀泥，深约一尺。这时已经是秋天了，排水渠里排干了水，稀泥变成了稠泥，表面让太阳一晒，干干的，还有点盐碱，看起来跟水渠两侧的土地没有什么两样。人要是小心地踩着渠底过去，也是可以的，顶多留下几个浅浅的脚印。但是绝对不可以在泥底上跺或颠，那样的话，稠泥就会渐渐地渗出水来，逐渐变成粘性很大的软泥。看似平坦坚实的渠底，实际上暗藏着危机。羊蹄子对地面的压强比人脚大得多，所以这时候羊群是绝对不可以过排水渠的，牧归时必须沿着渠向北走，直到渠的尽头再向西转，拐一个大直角。

那一天，呱嗒放羊走得远了，回来的就晚，走到半路天就黑了。显然他没有这个经验，不知道排水渠底泥的厉害，为了抄近路，找了一处渠岸较缓的地方，领着羊群横穿排水渠。人走过去没事儿，渠底泥却经不住几百只羊蹄子的践踏，越踩越软，羊就跋涉得越来越艰难。羊生性胆小，有这样一个习性：一旦到了危险的地方，后面的羊就只敢走前面的羊走过的路，绝不敢走旁边的路，结果把通路踩成了一个一塌糊涂的陷坑，使十几只体力弱的羊陷在里面不能自拔。

呱嗒不顾危险，跳下渠底救羊，连拉带扛，救出几只后，却把自己也陷进去出不来了。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连部和羊号均有好几公里远，要不是连里有几个不怕天黑的人出来往这个方向散步，后果难以预料。

呱嗒听到远远传来的散步人说话声，不喊“救命”，而是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时兴革命口号。散步的人听出来这是出事了，急忙寻声赶来，一见此种情形，心里忍俊不禁，手下却不敢怠慢，立刻实施营救，自然是先救人再救羊。呱嗒还对救他的人说：“不要管我，救羊要紧！”当人和羊都获救后，呱嗒对救他的人表示感谢：“有空到我们羊号吃馒头去。”这样表示感谢是有原因的：那年头兵团战士每月供应的45斤粮食中，有一定比例的粗粮。连队首长了解到放羊工作的艰辛后，特地照顾羊号，全部供应细粮，而且不限量，所以羊号的伙食较好，只吃馒头，不吃窝头和糜子米。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在等着他。因为放羊的路线随意性很大，天又很黑，谁也不知道他将要从哪个方向回来，所以无法主动去寻找，只能爬到房顶上听动静。比平常的牧归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才听到东南方向隐隐有“咩咩”的羊叫声，郑志敏和老二急忙去接应。又过了十多分钟，羊群才回来，我们帮着饮水、入圈、数羊，只觉得有些羊似乎很脏。呱嗒的一身兵团军装和帽子也显得格外皱皱巴巴的，还没等我们问他，人已经消失在黑暗中，不知去向。大家回屋后，又等了几分钟，才见水淋淋的呱嗒拿着水淋淋的衣服走进屋来，原来他跳进羊号后面的2支渠洗泥去了，这才明白衣服上的那些“皱皱巴巴”原来是沾的黄泥。大伙问他，他说是有一只羊陷进泥里，救羊弄了一身泥。

羊倌救助陷进泥里的羊，弄得两脚两腿两手泥，也不稀奇。但是救一只羊何至于弄得就像在泥里打过滚似的，大家心存疑虑。好在人羊都平安，谁也没有再追问。

当天晚上，呱嗒救羊的有趣事迹就在全连传开了。第二天，我放羊时遇见几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在田野里玩耍，他们肯定把我当成呱嗒了，远远地冲我喊“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喊得我莫名其妙。晚上我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后，才明白了原委。

后来，人们照常拿呱嗒开涮，但是没有听说过谁拿这件事跟他开玩笑。那年头，媒体上经常报道一些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呱嗒当时的行动，正是那个年代广泛宣扬的典型的英雄行为，谁又能拿英雄行为当笑料呢？

玩笑归玩笑，我们相处得还不错。1972年的中秋节，那时呱嗒已经不在羊号了，他知道我即将要离开15团，提着一瓶葡萄酒来羊号送别。我赠给他一个笔记本，上面题了一首七绝：

中秋风爽野色金，北雁归时远辞君。

他年若在理想处，难忘塞外当年朋。

后来他也回北京了。1976年冬我出差路过北京，到他家里看望过他，家中还有一老母。几年不见，他模样几乎没有变化。老战友见面分外亲切。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不久，他自杀了。3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塞外当年朋”，而“当年朋”却永远后会无期了。我不太明白，那么艰苦的岁月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困难能够从精神上打垮我们吗？或许，他后来遇到的困难，远远大于我们当年的艰难困苦？思之惘然！思之怅然！思之戚然！

留纪念提议新春照

话题再退回到30多年前的1972年的春节。我刚刚度探亲假归来不久。这是我在15团唯一的一次探亲假。假期中在家里过了一个元旦，勾起了一点点节日的意识。春节那天，我提出了一个过年方案：大家休息一天，去团部的照相馆照一个集体合影。至于羊，可以破费一些饲草，在羊圈里饲养一天。我的提议得到了一致的赞同。老范也十分支持，他说我们忙了一年也没有个休息，今天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只要往羊圈里搬足够的草捆，有他一人在家照料就行了。

照相当然不能穿放羊时的白茬羊皮袄。我们取出平时舍不得穿的最好的衣服，无非是蓝色的中山装或者草绿色的军装（有人管兵团发的这种质量不高的军装叫“垦皮”），转眼间羊倌又变成了学生气未脱的兵团战士。

我记得那天是阴天，欲雪未雪，西北风不算大，天也不太冷。来回30多里路，6个人说说笑笑的，一点儿也不觉得远。

相片我洗了两张，给家里寄回一张。后来据母亲说，亲友们谁看见谁乐。相片的技术效果和艺术效果并不敢恭维，但是这毕竟是我们那段岁月的见证，我一直当宝贝似的珍藏到现在。

其实，我提议趁春节放假照一张合影，心里还另有一段意思。探亲时，家里告诉我，他们正在努力为我跑调动，今年有望调回呼市。这消息当然令人振奋。但是一想到要告别朝夕相处了三年多的战友，一种依依难舍的感情总是缭绕在心头。3年多来，我们不曾照过一次像，更不要说合影。所以我要留一个合影作为纪念。将来我们不论在哪里，不论干什么工作，也不要忘记曾经一同“战天斗地”过的战友，以及风雨同舟的岁月。这话自然在当时是不能说出来的，所以才要以过春节为理由来照相。9月份，我接到了调令，3年多在河套的放羊生涯终于结束了，就要离别他们了。这时我才把这层意思告诉他们，并题诗一首：

何得节假众友游，别故交新知几秋？

提议一帧春节照，离别莫忘风雨舟。

结束语

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有一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把漫长的38年比做“弹指一挥间”，总佩服诗人的浪漫想象。如今，我们去兵团也是36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的许多情形，就好像几年前发生的一样，竟历历在目。这才理解“弹指一挥间”并非仅仅是诗人的夸张修辞手法，而是人的实实在在的心理感受。

当年，我们怀着“扎根边疆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离开家乡来到兵团。可是历史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几年后，大家又都带着河套的风尘纷纷返回到了出发地，只把一段绚丽的青春永久地留在乌加河畔。虽然我们没有接受到多少“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生活环境的恶劣，工作条件的艰苦，思想状况的苦闷，从另一个意义上锻炼了我们的魂魄，使我们这代人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兢兢业业，一个时期成了许多单位的骨干。但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运动，断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业，又从另一个意义上摧残了我们的身心，大多数人知识和技能不足，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不得不提前退出历史舞台。有幸成为白领的毕竟是少数。这就是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这就是一段共和国的历史。

39年来，我一直对那片流淌过汗水的土地魂牵梦萦，总希望回去看一看，却一直没有机会实现。无数次在梦中踏上了探望羊号的归途，心里激动万分，但是总是当羊号遥遥在望的时候醒了，结果惆怅半夜，再难睡着。对于那段生活的往事，也是“不思量，自难忘”。有时候看过描写知青生活的文章或影视作品，也有过写一点东西的冲动。可是这些经历过的事情实在太平凡、太琐碎了，既没有动人心弦的英勇事迹，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写出来有谁感兴趣？